第333章：八议、三议，法度，国法制度
刑统就是刑事法规汇编兼解释。
自大秦的商鞅变法之后，刑罚也就成为国家约束百姓，伸张正义的主要手段，大乾在制定法律就显得有一些着急了。
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
所以也就是直接把前朝的律法抄录了一遍，只改了些需要避讳的字词。
如此也就形成了大乾律法。
而萧奕监国之后，就让六部尚书和九卿卿正等朝中大臣们，还有一些大儒，对大乾律法进行了修正和编撰，并且规定大乾律法要因时而更正，要与时俱进。
所以呢，在问罪那些蛮夷余孽破坏水泥路之罪行，以及整治惠济局的大管事赵嬷嬷私自贩卖人口的最新的时候，要先一步修正大乾律法。
就是说，大乾必须要践行依法治国和有法可依的理念。
当然，在事情发生之后，还是可以第一时间修正一下，这个修正，不是更改，如此一来就是朝令夕改了，而是说要加上一条，好对这种新发生的案件的犯罪者进行依法问罪处置啊。
前世的大明王朝，就有着大明法典，更具系统性、整体性、统一性、规范性，更强调程序正义，更注重司法公正和官员廉洁。
萧奕要做的就是坚持程序正义，学习前世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些好的做法。
而如今，大乾的高层治理上面，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现在是他这个有着五千年的文化教导下的人坐镇，什么缺陷都能被隐藏。
可是下一代呢？
下下一代呢？
不能保证每一个坐在宝座上面的帝王都是穿越者啊！
所以，萧奕就想到了八议制度。
就是八种类型的犯人，比如皇亲国戚，比如特殊人才，比如德高望重者，比如立有大功者。
对于这些犯人，官员可以审判但不能执行，必须上报给中央朝廷，由中枢重臣进行商议。
重臣商议出的判决结果，再呈交给皇帝进行裁决。
这样一来，也能够极大地保证司法的公正性，也能够安抚百姓，做到公卿犯法与庶民同罪。
自然是无法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绝对的公正性。
毕竟，皇帝这个身份的意义和特殊性，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象征。
萧奕则是对八议制度进行严格界定。
比如德高望重者，根本无法客观判定，是人是鬼都可以德高望重。还有皇亲国戚，不能说沾亲带故就算。
就算是盖文达这样的人犯了法，那也是要问罪，只是处罚的程度却又要不同，不能真的就和普通大众一样。
盖文达这样的名儒，虽然是儒家代表人物，虽然东南问政的时候，有意反对新学。
可是不能就此而否定了此人对于社会的贡献，教导出来许多有才能的人。
就如今的大乾朝野，估计也有十几位官员，都是盖文达的弟子。
再者是重臣们商议的判决结果，如果涉及死罪法律，天王老子也不能免除。
毕竟，死罪肯定是犯了重罪。
这种犯罪者若是得到了豁免，就是对朝廷公信力最大的挑衅。
八议制度的宽恕条件，最多在流放罪以下，杀人者偿命不得违背！
当然啦。
皇帝还是有豁免权的。
如此一来，萧奕直接缩减范围成三议制度，且施行范围和内容进行严格规定。
有大功者和权贵，保留。
譬如为国开疆拓土的大功之人，他牵扯到的各方利害关系太多。一旦给予司法部门判决权，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成为政治斗争工具，必须由皇帝和中枢做出决策。
又譬如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这些都属于大员，必须中枢集体商议，再交给皇帝判定，否则会引起政治动荡。
这就很容易形成党争，大明后期的党争之祸，可是前车之鉴。
大乾的那些大臣们不知道，萧奕的心中可是十分清楚，什么楚党、浙党、京党，最有名、实力最大的还是东林党。
有时候更公正的法律，实际运用却带来不公正。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赎罪之法。
自古以来就有的。
前朝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的对轻罪的赎罪条款，更像是一种变相的罚款和社区劳动改造。
比如鞭刑和杖刑，有钱的出钱赎罪，没钱的出力赎罪，帮官府运炭搬砖都可以抵罪。
但是萧奕觉得重罪是不能通过赎金来赎罪的，这一点，也必须写到大乾律法之中，也必须进行一次完善和邸报上面的科普。
不错。
在雪灾之后。
整个大乾再一次按部就班地运转。
而一场雪灾带来的影响也有，不少工程都停工了。
大乾要趁着年关之际，再一次休养生息。
大冬天的。
不是窝在暖阁的温柔乡之中，就是在书房之中写一些东西。
写着写着。
也就想到了大乾律法。
写到最后，更像一篇简略宪法，阐述大乾法统与国家属性，论述皇帝—官—民的关系，以及定下“民为邦本”的基调，再论述编订的意义所在。
最后，又开始在政事堂上开课，阐述这些开创性的东西。
大臣们听完之后，都沉默了下来，似乎在消化新思想。
萧奕笑道：“孤查阅了自秦朝以来的所有律法之典籍。大秦王朝，官员所犯罪行当中，对待贪赃枉法是最严厉的。”
“这也是大秦为何能够强大起来的原因，因为秦法严苛，做到了绝对的令行禁止。”
“再观其他六国，道德败坏、人心浮躁、国家法度聊胜于无、朝令夕改，连国主都是背信弃义之人。”
“大秦之所以能够一统六国，那是因为到了后来，那些个王佐之才、治世之才，只有在大秦见到了公平、公正、公道。”
狄晏觉得太子殿下说得很有道理，当即站出来表示支持。
戴光等人也是一样。
大乾如今的依法治国、有法可依等理念，也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这并非是用法家之理念来治国。
而是王朝发展到了现在，国法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治国之道。
国无法，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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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秦的商鞅变法之后，刑罚也就成为国家约束百姓，伸张正义的主要手段，大乾在制定法律就显得有一些着急了。
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
所以也就是直接把前朝的律法抄录了一遍，只改了些需要避讳的字词。
如此也就形成了大乾律法。
而萧奕监国之后，就让六部尚书和九卿卿正等朝中大臣们，还有一些大儒，对大乾律法进行了修正和编撰，并且规定大乾律法要因时而更正，要与时俱进。
所以呢，在问罪那些蛮夷余孽破坏水泥路之罪行，以及整治惠济局的大管事赵嬷嬷私自贩卖人口的最新的时候，要先一步修正大乾律法。
就是说，大乾必须要践行依法治国和有法可依的理念。
当然，在事情发生之后，还是可以第一时间修正一下，这个修正，不是更改，如此一来就是朝令夕改了，而是说要加上一条，好对这种新发生的案件的犯罪者进行依法问罪处置啊。
前世的大明王朝，就有着大明法典，更具系统性、整体性、统一性、规范性，更强调程序正义，更注重司法公正和官员廉洁。
萧奕要做的就是坚持程序正义，学习前世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些好的做法。
而如今，大乾的高层治理上面，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现在是他这个有着五千年的文化教导下的人坐镇，什么缺陷都能被隐藏。
可是下一代呢？
下下一代呢？
不能保证每一个坐在宝座上面的帝王都是穿越者啊！
所以，萧奕就想到了八议制度。
就是八种类型的犯人，比如皇亲国戚，比如特殊人才，比如德高望重者，比如立有大功者。
对于这些犯人，官员可以审判但不能执行，必须上报给中央朝廷，由中枢重臣进行商议。
重臣商议出的判决结果，再呈交给皇帝进行裁决。
这样一来，也能够极大地保证司法的公正性，也能够安抚百姓，做到公卿犯法与庶民同罪。
自然是无法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绝对的公正性。
毕竟，皇帝这个身份的意义和特殊性，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象征。
萧奕则是对八议制度进行严格界定。
比如德高望重者，根本无法客观判定，是人是鬼都可以德高望重。还有皇亲国戚，不能说沾亲带故就算。
就算是盖文达这样的人犯了法，那也是要问罪，只是处罚的程度却又要不同，不能真的就和普通大众一样。
盖文达这样的名儒，虽然是儒家代表人物，虽然东南问政的时候，有意反对新学。
可是不能就此而否定了此人对于社会的贡献，教导出来许多有才能的人。
就如今的大乾朝野，估计也有十几位官员，都是盖文达的弟子。
再者是重臣们商议的判决结果，如果涉及死罪法律，天王老子也不能免除。
毕竟，死罪肯定是犯了重罪。
这种犯罪者若是得到了豁免，就是对朝廷公信力最大的挑衅。
八议制度的宽恕条件，最多在流放罪以下，杀人者偿命不得违背！
当然啦。
皇帝还是有豁免权的。
如此一来，萧奕直接缩减范围成三议制度，且施行范围和内容进行严格规定。
有大功者和权贵，保留。
譬如为国开疆拓土的大功之人，他牵扯到的各方利害关系太多。一旦给予司法部门判决权，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成为政治斗争工具，必须由皇帝和中枢做出决策。
又譬如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这些都属于大员，必须中枢集体商议，再交给皇帝判定，否则会引起政治动荡。
这就很容易形成党争，大明后期的党争之祸，可是前车之鉴。
大乾的那些大臣们不知道，萧奕的心中可是十分清楚，什么楚党、浙党、京党，最有名、实力最大的还是东林党。
有时候更公正的法律，实际运用却带来不公正。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赎罪之法。
自古以来就有的。
前朝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的对轻罪的赎罪条款，更像是一种变相的罚款和社区劳动改造。
比如鞭刑和杖刑，有钱的出钱赎罪，没钱的出力赎罪，帮官府运炭搬砖都可以抵罪。
但是萧奕觉得重罪是不能通过赎金来赎罪的，这一点，也必须写到大乾律法之中，也必须进行一次完善和邸报上面的科普。
不错。
在雪灾之后。
整个大乾再一次按部就班地运转。
而一场雪灾带来的影响也有，不少工程都停工了。
大乾要趁着年关之际，再一次休养生息。
大冬天的。
不是窝在暖阁的温柔乡之中，就是在书房之中写一些东西。
写着写着。
也就想到了大乾律法。
写到最后，更像一篇简略宪法，阐述大乾法统与国家属性，论述皇帝—官—民的关系，以及定下“民为邦本”的基调，再论述编订的意义所在。
最后，又开始在政事堂上开课，阐述这些开创性的东西。
大臣们听完之后，都沉默了下来，似乎在消化新思想。
萧奕笑道：“孤查阅了自秦朝以来的所有律法之典籍。大秦王朝，官员所犯罪行当中，对待贪赃枉法是最严厉的。”
“这也是大秦为何能够强大起来的原因，因为秦法严苛，做到了绝对的令行禁止。”
“再观其他六国，道德败坏、人心浮躁、国家法度聊胜于无、朝令夕改，连国主都是背信弃义之人。”
“大秦之所以能够一统六国，那是因为到了后来，那些个王佐之才、治世之才，只有在大秦见到了公平、公正、公道。”
狄晏觉得太子殿下说得很有道理，当即站出来表示支持。
戴光等人也是一样。
大乾如今的依法治国、有法可依等理念，也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这并非是用法家之理念来治国。
而是王朝发展到了现在，国法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治国之道。
国无法，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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