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4、东女国
824、东女国
东女国依然存在，这就是摆脱吐蕃征服威力而迁徙到青海东南、四川西北的“东女”。
《新唐书》载：“东女亦曰苏伐剌奴瞿旦罗，羌别种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别之。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
这一段记载很散乱，从中我们获得的印象是，“东女”范围更大了而不是小了，这显然不合史实。同时，文中又有自相矛盾之处，即它们记述的范围，应该是东西长，而南北短，却在行程中恰恰相反。很容易看出，它将女国（或东女国）的前后地理混为一谈了，或者说，是将吐蕃辖下的苏毗女国与东女混而论之。此时吐蕃已是它的西邻而不是东邻。
这种混乱导致学者们产生两种错误的看法，一种认为东女国“东南属雅州”等失之过于偏东；一种认为两者互不相同，因为《大唐西域记》记女国“东西长，南北狭”，而东女却相反。实则两者的要害都在于忽视了女国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变迁。
《旧唐书·东女》则正确记载了它的位置：“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罗女蛮及白狼夷。”该女国既与吐蕃多有联系，又与唐朝结好，唐人因其“潜通吐蕃，故谓之‘两面羌’。”不过，在吐蕃扩大战争吞并河西、陇右时，该东女国也自然纳入吐蕃王朝的控制之下。在今天的青海互助哈拉直沟乡有苏毗村，而在贵德县东与黄南尖扎县交界有“苏毗峡”、“苏毗人”，他们都是东迁者的余裔。
女国以女权为核心立国，在形式上是一个母权国家。《隋书》称“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复有小女王，共知政事。女王五日一听朝，处理军国大事，小女王协助管理。女国王位不仅为女性终身把持，而且后继者也必是女性。王位的继承采取女王终身制与家族垄断相结合的方式，具体途径有二：一是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共主国政。尔后大王死，即以小王递补；二是姑死妇（侄）继制，即由侄女继承姑母王位的制度。男子则无权过问政事，“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金聚，依F.W.托马斯的意见即khyim-tsu
，意思是“家人”。男人的主要职业就是从事征伐战争和种田。在迁往今四川西北后，社会状况稍有进步，即男人地位相对提高。《旧唐书·东女》称，其国“女王号为‘宾就’，有官号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高霸或高霸黎，被《新唐书》作者欧阳修等同于唐朝的宰相，这可能有误解的成分，它更可能就是与女王共知政事的小女王，可以继承王位。这话要是被阴间的欧阳修知道了，他不免要说“修（羞）已知道你，你却不知羞（修）。”男子地位的提高当与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相关。外交也是男人发挥所长的门类，女国向唐朝所遣使者即皆为男性。但其职责只在于执行，而不能参预决策国事，故史称“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性别与职业密切结合起来，“妇人为吏，男子为军士”为其基本特征。嗣后女王为男主所取代。
女国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与农业为主，这取决于它在襄曲河或拉萨河流域，以及后来在川西北河谷间的宜家宜牧的自然环境。狩猎业也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男子唯务耕战狩猎，其地高寒宜麦，牲畜有牦牛、骏马等。其物产丰富，出产黄金、黄铜、朱砂、麝香、盐等。依据女王所衣所饰所葬来看，女国已有相当繁荣的手工业。商业贸易也十分兴隆，女国在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极突出的作用。从它的迁徙看，他们穿过青藏高原南部、西部、西北部、北部，直到东北部、北部，直接保持或打通了与天竺、剡宾（克什米尔）、小羊同（或上象雄，今拉达克）、大羊同（下象雄）、于阗、突厥人居地，以及中原地区的商路与交通，至于同雅隆河谷的吐蕃人及其东部的党项人的联系就更为密切。它还直接继承了象雄人所开辟的与沙漠丝路南道（昆仑山北麓）诸城邦国家，以及葱岭以西的波斯、阿拉伯、希腊人所建帝国之间联系的悠久传统。史书称女国“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它们的鹿香可能很早通过剡宾等道，加入国际商品大交流的队伍。至于其所出俞石，也当与当时天竺、波斯、高昌等地丝路贸易有关。最为重要的是女王所服的纹锦自然是输自内地。实际上，象雄人和女国人已开辟了青藏高原地区纵横交错的丝路交通。
女国的风俗文化十分浓厚而富有特色。首先是重女轻男习俗，史载“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在婚姻问题上，这一点更严重，《新唐书》称，东女国“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唐会要》也载，“其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犹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这是典型的女权制度和一妻多夫制度，也反映群婚制的残余，因为“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有承认女系。”其次，有浓厚的原始自然崇拜信仰和独特的丧葬制度。女国人“俗事阿修罗，又有树神。”阿修罗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恶神，因常于天神作战，后世乃以之为战神。战神阿修罗与树神崇拜反映了部落战争的加剧与狩猎业的生产生活之现实。事此二神时，要用人祭祀或用人的替代品猕猴来祭祀。在丧葬方面有二次葬习俗，“贵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纳）于铁器埋之。”在内迁后，依然不改，却又吸收了中原的一些文化习俗，“居父母丧的三年期间服饰不改，不栉沐。”保持着人殉制度，“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第三，女国有鸟卜习俗。女国人在用人祭祀之后，“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祝之，有栗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旧唐书》记之更详，称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带着楮树枝（待考）前往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而有鸟如鸡，飞入巫者怀中，于是剖腹视之，每有一粒谷物，预示来年必然丰收，而若有砾石（原为霜雪，当误）必有灾异，人们都相信它，称之为鸟卜。第四，女国人有服青色和赭面之俗。女王服青毛绫裙，被青袍，袖委于地，冬则羔裘，饰以文锦。为小鬟髻，耳垂铛。足曳索革（一种鞋），雍容华贵。以青色为美，女国男子也以青涂面。但在本部时，经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改之。”居丧期间则以青黛赭面，衣服皆黑。反映了所涂色彩与文化内涵间的相互联系。最后女国有以“女阴辱咒”的习俗，即以女阴当面示人进行诅咒，这是最恶毒的诅咒和辱骂。以女阴贴你口中也有权！简直是愚蠢、荒谬至极！你现在再用“女阴辱骂”人试试？
女国的历法、医学和建筑等都有突出的成就。女国以十一月为岁正，这与高寒的生活环境有关。青藏高原农作物多一年一熟，十月即收获完毕，是为一年之终，此时由巫者在人祭之后诣山中进行鸟卜，预测来年丰歉。苏毗女国人将死去的贵人剥皮，又金屑和骨肉置瓶中，在人体解剖方面应有经验积累成就。使吐蕃达日年塞赞普的眼睛复明的医生有来自象雄、苏毗和吐谷浑三种说法，这从侧面反映出苏毗医学在当时的高原地区也享有盛名。最让人叹服的是女国的建筑水平，史称其“王居九层之楼”，“所居皆重屋，王九层，国人六层。”这让不可思议，但是说女国人建筑工艺与技术高超却是恰当的。此外，女国人的金属及玉石加工也有可称道者，东迁后还有牛皮船的制作技术等。史称东女国还有文字，由于《隋书·女国传》未载，故很可能只反映了东迁并在吐蕃文字创制以后的情况。
女国先后被吐蕃人征服，女国发达的文化随之也成为吐蕃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吐蕃妇女较高的地位、一妻多夫的风俗、赭面、鸟卜风俗以及建筑风格、丧葬制度等之中，看到女国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吐蕃继承了女国人（还有象雄人）已开辟的高原丝绸之路。在吐蕃王朝东侵占领居于川西北的“东女”之后，“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吐蕃。”又受唐朝赏赐大量丝帛，实际成为内地与青藏高原丝绸贸易的中间商人。在政治上，被唐人称作“两面羌”。创造高原丝路文明的当然不止雅隆吐蕃人、象雄人和苏毗女国人，还有众多的小邦国和游牧人，他们既参与了上述三国的文明建设，也有自己颇具特色的地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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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女国依然存在，这就是摆脱吐蕃征服威力而迁徙到青海东南、四川西北的“东女”。
《新唐书》载：“东女亦曰苏伐剌奴瞿旦罗，羌别种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别之。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
这一段记载很散乱，从中我们获得的印象是，“东女”范围更大了而不是小了，这显然不合史实。同时，文中又有自相矛盾之处，即它们记述的范围，应该是东西长，而南北短，却在行程中恰恰相反。很容易看出，它将女国（或东女国）的前后地理混为一谈了，或者说，是将吐蕃辖下的苏毗女国与东女混而论之。此时吐蕃已是它的西邻而不是东邻。
这种混乱导致学者们产生两种错误的看法，一种认为东女国“东南属雅州”等失之过于偏东；一种认为两者互不相同，因为《大唐西域记》记女国“东西长，南北狭”，而东女却相反。实则两者的要害都在于忽视了女国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变迁。
《旧唐书·东女》则正确记载了它的位置：“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罗女蛮及白狼夷。”该女国既与吐蕃多有联系，又与唐朝结好，唐人因其“潜通吐蕃，故谓之‘两面羌’。”不过，在吐蕃扩大战争吞并河西、陇右时，该东女国也自然纳入吐蕃王朝的控制之下。在今天的青海互助哈拉直沟乡有苏毗村，而在贵德县东与黄南尖扎县交界有“苏毗峡”、“苏毗人”，他们都是东迁者的余裔。
女国以女权为核心立国，在形式上是一个母权国家。《隋书》称“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复有小女王，共知政事。女王五日一听朝，处理军国大事，小女王协助管理。女国王位不仅为女性终身把持，而且后继者也必是女性。王位的继承采取女王终身制与家族垄断相结合的方式，具体途径有二：一是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共主国政。尔后大王死，即以小王递补；二是姑死妇（侄）继制，即由侄女继承姑母王位的制度。男子则无权过问政事，“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金聚，依F.W.托马斯的意见即khyim-tsu
，意思是“家人”。男人的主要职业就是从事征伐战争和种田。在迁往今四川西北后，社会状况稍有进步，即男人地位相对提高。《旧唐书·东女》称，其国“女王号为‘宾就’，有官号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高霸或高霸黎，被《新唐书》作者欧阳修等同于唐朝的宰相，这可能有误解的成分，它更可能就是与女王共知政事的小女王，可以继承王位。这话要是被阴间的欧阳修知道了，他不免要说“修（羞）已知道你，你却不知羞（修）。”男子地位的提高当与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相关。外交也是男人发挥所长的门类，女国向唐朝所遣使者即皆为男性。但其职责只在于执行，而不能参预决策国事，故史称“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性别与职业密切结合起来，“妇人为吏，男子为军士”为其基本特征。嗣后女王为男主所取代。
女国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与农业为主，这取决于它在襄曲河或拉萨河流域，以及后来在川西北河谷间的宜家宜牧的自然环境。狩猎业也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男子唯务耕战狩猎，其地高寒宜麦，牲畜有牦牛、骏马等。其物产丰富，出产黄金、黄铜、朱砂、麝香、盐等。依据女王所衣所饰所葬来看，女国已有相当繁荣的手工业。商业贸易也十分兴隆，女国在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极突出的作用。从它的迁徙看，他们穿过青藏高原南部、西部、西北部、北部，直到东北部、北部，直接保持或打通了与天竺、剡宾（克什米尔）、小羊同（或上象雄，今拉达克）、大羊同（下象雄）、于阗、突厥人居地，以及中原地区的商路与交通，至于同雅隆河谷的吐蕃人及其东部的党项人的联系就更为密切。它还直接继承了象雄人所开辟的与沙漠丝路南道（昆仑山北麓）诸城邦国家，以及葱岭以西的波斯、阿拉伯、希腊人所建帝国之间联系的悠久传统。史书称女国“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它们的鹿香可能很早通过剡宾等道，加入国际商品大交流的队伍。至于其所出俞石，也当与当时天竺、波斯、高昌等地丝路贸易有关。最为重要的是女王所服的纹锦自然是输自内地。实际上，象雄人和女国人已开辟了青藏高原地区纵横交错的丝路交通。
女国的风俗文化十分浓厚而富有特色。首先是重女轻男习俗，史载“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在婚姻问题上，这一点更严重，《新唐书》称，东女国“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唐会要》也载，“其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犹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这是典型的女权制度和一妻多夫制度，也反映群婚制的残余，因为“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有承认女系。”其次，有浓厚的原始自然崇拜信仰和独特的丧葬制度。女国人“俗事阿修罗，又有树神。”阿修罗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恶神，因常于天神作战，后世乃以之为战神。战神阿修罗与树神崇拜反映了部落战争的加剧与狩猎业的生产生活之现实。事此二神时，要用人祭祀或用人的替代品猕猴来祭祀。在丧葬方面有二次葬习俗，“贵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纳）于铁器埋之。”在内迁后，依然不改，却又吸收了中原的一些文化习俗，“居父母丧的三年期间服饰不改，不栉沐。”保持着人殉制度，“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第三，女国有鸟卜习俗。女国人在用人祭祀之后，“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祝之，有栗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旧唐书》记之更详，称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带着楮树枝（待考）前往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而有鸟如鸡，飞入巫者怀中，于是剖腹视之，每有一粒谷物，预示来年必然丰收，而若有砾石（原为霜雪，当误）必有灾异，人们都相信它，称之为鸟卜。第四，女国人有服青色和赭面之俗。女王服青毛绫裙，被青袍，袖委于地，冬则羔裘，饰以文锦。为小鬟髻，耳垂铛。足曳索革（一种鞋），雍容华贵。以青色为美，女国男子也以青涂面。但在本部时，经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改之。”居丧期间则以青黛赭面，衣服皆黑。反映了所涂色彩与文化内涵间的相互联系。最后女国有以“女阴辱咒”的习俗，即以女阴当面示人进行诅咒，这是最恶毒的诅咒和辱骂。以女阴贴你口中也有权！简直是愚蠢、荒谬至极！你现在再用“女阴辱骂”人试试？
女国的历法、医学和建筑等都有突出的成就。女国以十一月为岁正，这与高寒的生活环境有关。青藏高原农作物多一年一熟，十月即收获完毕，是为一年之终，此时由巫者在人祭之后诣山中进行鸟卜，预测来年丰歉。苏毗女国人将死去的贵人剥皮，又金屑和骨肉置瓶中，在人体解剖方面应有经验积累成就。使吐蕃达日年塞赞普的眼睛复明的医生有来自象雄、苏毗和吐谷浑三种说法，这从侧面反映出苏毗医学在当时的高原地区也享有盛名。最让人叹服的是女国的建筑水平，史称其“王居九层之楼”，“所居皆重屋，王九层，国人六层。”这让不可思议，但是说女国人建筑工艺与技术高超却是恰当的。此外，女国人的金属及玉石加工也有可称道者，东迁后还有牛皮船的制作技术等。史称东女国还有文字，由于《隋书·女国传》未载，故很可能只反映了东迁并在吐蕃文字创制以后的情况。
女国先后被吐蕃人征服，女国发达的文化随之也成为吐蕃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吐蕃妇女较高的地位、一妻多夫的风俗、赭面、鸟卜风俗以及建筑风格、丧葬制度等之中，看到女国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吐蕃继承了女国人（还有象雄人）已开辟的高原丝绸之路。在吐蕃王朝东侵占领居于川西北的“东女”之后，“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吐蕃。”又受唐朝赏赐大量丝帛，实际成为内地与青藏高原丝绸贸易的中间商人。在政治上，被唐人称作“两面羌”。创造高原丝路文明的当然不止雅隆吐蕃人、象雄人和苏毗女国人，还有众多的小邦国和游牧人，他们既参与了上述三国的文明建设，也有自己颇具特色的地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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