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蒙鏖战在襄阳 忽必烈定策无遗策 蒙古国迁都于大都
第六十四回：忽必烈定策无遗策；蒙古国迁都于大都
上回说到郭靖率领丐帮弟子修缮襄阳城，在赵府发掘出一尊铜人，黄蓉知道是一尊宝物，于是让人抬进郭府。岂料郭襄见铜人酷似杨过，竟痴迷铜人，不能自拔。黄蓉设计，教给她蚊须针的暗器心法，让郭襄从单相思中摆脱出来。
且说郭襄远望父母穿过耳门，突见耶律齐与陈沉匆匆赶来，两人似有急事要向郭靖禀报，被郭靖挥手制止。郭襄看在眼里，心想，丐帮两大首领来报，此事肯定非同小可，父亲不愿意他们俩在母亲面前提起，只是怕母亲内伤未痊愈，操心过度而已。
郭襄猜得果然不错，耶律齐和陈沉果然有重要军情禀报，蒙古汗国即将迁都燕京，命名为大都，以大都为中心，伺机南侵，统一全国。
原来忽必烈登上大汗宝座一统漠北后，派郝经为国信大使，到南方和谈，岂料遭到贾似道派人扣押，恨得牙痒痒的，又没有办法，自己根基未稳，而赵宋朝廷又是犹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轻易之间，不能奏功，在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只觉得蒙古政权日益稳固，又想起南征之事。因此聚集群臣商议。
姚枢上奏道：
“皇上行儒道，施汉法，天下归顺。然大江以北，长期战祸，黎民百姓，伤亡惨重；幸存的百姓，也多已逃亡。农田荒芜，水利失修，生产凋零。愚以为，招抚流亡，安顿流民，禁止妄杀，恢复生产，屯田积粮，整顿财政乃当务之急。”
忽必烈点了点头，道：
“这也是朕日夜忧心之事，众位爱卿，不知有何高见？”
刘秉忠奏道：
“先祖在日，以游牧为主，毁田放牧，逐草而生，已成定制，一时之间，难以更改。愚以为可先在中央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颁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其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使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
忽必烈赞道：
“如此甚好，汉文帝曾言，‘夫农，乃天下之根本也。’兴农立国，正在此时。望众位爱卿协心为治，洗涤蠹敝，革去贪暴，使天下一统，四夷宾服，创万世不拔之基。”
说完，当廷设立了十路宣抚司，并命令各路宣抚司挑选通晓农事的人当劝农官。又以姚枢为大司农，并在各路设立了劝农司。从朝廷派出八名通晓农事的官员为八路劝农使，由他们分头去考察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又起草了官吏升降的条例，明确规定“户口增”、“田野辟”是考察地方官吏的主要标准。
在刘秉忠、姚枢等的提议下，忽必烈又命王祯编写《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两书，指导地方农业生产。
接着，忽必烈在汉族官僚的建议下，又颁布了一系列命令，严厉禁止蒙古军队的掠夺、屠杀及其他破坏农业生产之举。对统治区域的户口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将诸王贵族、权豪世家非法占为“驱口”的百姓追查出来，让他们编籍为民。
忽必烈在重农的同时，也重视商业，信任商人，还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政府的高官和各级政府的官吏。正是在忽必烈的重用下，出身汉族的财政官员王文统、出身花剌子模的阿合马、吐蕃人桑哥以及汉族商人卢世荣等，才先后以理财、经商爬上了高位。
这个王文统，就是以经商而官至中书省平章政事。可惜这位以经商登上高位的王文统好景不长，正当他仕途得意平步青云之时，其女婿李璮在山东伺机造反。忽必烈大怒，倾全国兵力平叛，几日之内，就肃清叛乱。忽必烈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善后方针，杀死李璮，处死王文统，稳定局势。为此，忽必烈下了一道旨意：
“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父兄子弟并仕同途者，罢其子弟；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又颁布了一份诏书：“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平定了李璮的叛乱后，忽必烈重用儒吏，兴利除害，深得民心。江北地区，家给人足，境内大治。
在忽必烈汗登上汗位之初，蒙古大将霸都鲁向忽必烈建议道：
“臣曾随父辈征战东方之地，观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为中原之要冲。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京不可。”
忽必烈闻之，颇为心动，询之于刘秉忠等人，刘秉忠奏道：
“漠南汉地已归我所有，中原、江南亦旦夕可下，故而定鼎、驻跸之所不应再在漠北。和林地广人稀，气候寒冷，交通多有不便，不宜对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陛下可参考唐朝的两都制和辽金的陪都制，以燕京为国都，以开平为陪都，亦无不可。”
忽必烈闻言大喜，下令成立提点宫城所。责成刘秉忠、谢仲温等负责新城址的选定，城池、宫阙的规划，包括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等；张柔、张弘略父子、段天佑、也黑迭儿等行工部事，领导宫城的修建工作；郭守敬负责新都的水利建设。
刘秉忠受命营建新都城的宫城。经过实地勘测，对大都进行了总体设计。他完全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定和《周易》中阴阳八卦的原则，将儒家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建造了这一座旷古绝今，美奂美轮的都城。大都严格辨方正位，依照《周礼•考工记》“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说法，大都城内东西南北各有九条大街，其中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胡同宽六步，又据《考工记》“左祖右社”的要求，将太庙建于齐化门内，社稷坛位于平则门内，一东一西，一左一右；朝廷及官署在南，市场则集中在积水潭北岸的日中坊，正是依照“面朝后市”、“日中而市”的记载而设计出来。
刘秉忠将北京城和皇宫规划设计为中轴布局，左右对称，体现了作为国都的惟我独尊、皇权至上和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皇权思想。整个大都的建筑布局都围绕皇宫这个中心展开，正中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线。沿丽正门、灵星门、崇天门、宫城的大明门、延春阁出厚载门；再往北穿越景山中峰，最后至于鼓楼、钟楼，体现了皇城中与正的尊贵位置。而整个都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气象万千、恢宏壮美的建筑格局，也正是由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
深研儒家学说的刘秉忠，在大都宫城的设计建筑，乃至三山五园等皇家园林的建设等，无不体现《易经》的阴阳八卦、天地相合思想。
据记载，元大都的城门宫殿，取意乾坤，《日下旧闻考》记载：“元建国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意也。建元曰至元，取至哉坤元之意也。殿曰大明、曰咸宁，门曰文明、曰健德、曰云从、曰顺承、曰厚载，皆取诸乾坤二卦之辞也。”
大都城南端的正门原来称为“丽正门”，合于“离”卦的卦辞“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之意。北面的东门称为安贞门，则合于“坤”卦的卦辞“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北面的西门称为健德门，取意于“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厚载门，则取意于“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东门称为“崇仁门”，正西门称为“和义门”，则是体现了“立天道曰阴曰阳，立地道曰柔曰刚，立仁道曰仁曰义”的说法，含有“东仁”、“西义”之意……。
忽必烈耳闻刘秉忠的介绍，眼见大都都城建筑宏伟，气势辉煌，又见大都营建，不日即可成功，大喜，厚赏众人，恨不得即刻迁都大都，坐镇天下，一统山河。
1271年，北京城建成，忽必烈率领蒙汉贵族，浩浩荡荡地从上都迁往大都。
正是：千秋名城开伟略，万古基业一日成。欲知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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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说到郭靖率领丐帮弟子修缮襄阳城，在赵府发掘出一尊铜人，黄蓉知道是一尊宝物，于是让人抬进郭府。岂料郭襄见铜人酷似杨过，竟痴迷铜人，不能自拔。黄蓉设计，教给她蚊须针的暗器心法，让郭襄从单相思中摆脱出来。
且说郭襄远望父母穿过耳门，突见耶律齐与陈沉匆匆赶来，两人似有急事要向郭靖禀报，被郭靖挥手制止。郭襄看在眼里，心想，丐帮两大首领来报，此事肯定非同小可，父亲不愿意他们俩在母亲面前提起，只是怕母亲内伤未痊愈，操心过度而已。
郭襄猜得果然不错，耶律齐和陈沉果然有重要军情禀报，蒙古汗国即将迁都燕京，命名为大都，以大都为中心，伺机南侵，统一全国。
原来忽必烈登上大汗宝座一统漠北后，派郝经为国信大使，到南方和谈，岂料遭到贾似道派人扣押，恨得牙痒痒的，又没有办法，自己根基未稳，而赵宋朝廷又是犹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轻易之间，不能奏功，在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只觉得蒙古政权日益稳固，又想起南征之事。因此聚集群臣商议。
姚枢上奏道：
“皇上行儒道，施汉法，天下归顺。然大江以北，长期战祸，黎民百姓，伤亡惨重；幸存的百姓，也多已逃亡。农田荒芜，水利失修，生产凋零。愚以为，招抚流亡，安顿流民，禁止妄杀，恢复生产，屯田积粮，整顿财政乃当务之急。”
忽必烈点了点头，道：
“这也是朕日夜忧心之事，众位爱卿，不知有何高见？”
刘秉忠奏道：
“先祖在日，以游牧为主，毁田放牧，逐草而生，已成定制，一时之间，难以更改。愚以为可先在中央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颁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其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使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
忽必烈赞道：
“如此甚好，汉文帝曾言，‘夫农，乃天下之根本也。’兴农立国，正在此时。望众位爱卿协心为治，洗涤蠹敝，革去贪暴，使天下一统，四夷宾服，创万世不拔之基。”
说完，当廷设立了十路宣抚司，并命令各路宣抚司挑选通晓农事的人当劝农官。又以姚枢为大司农，并在各路设立了劝农司。从朝廷派出八名通晓农事的官员为八路劝农使，由他们分头去考察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又起草了官吏升降的条例，明确规定“户口增”、“田野辟”是考察地方官吏的主要标准。
在刘秉忠、姚枢等的提议下，忽必烈又命王祯编写《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两书，指导地方农业生产。
接着，忽必烈在汉族官僚的建议下，又颁布了一系列命令，严厉禁止蒙古军队的掠夺、屠杀及其他破坏农业生产之举。对统治区域的户口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将诸王贵族、权豪世家非法占为“驱口”的百姓追查出来，让他们编籍为民。
忽必烈在重农的同时，也重视商业，信任商人，还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政府的高官和各级政府的官吏。正是在忽必烈的重用下，出身汉族的财政官员王文统、出身花剌子模的阿合马、吐蕃人桑哥以及汉族商人卢世荣等，才先后以理财、经商爬上了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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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父兄子弟并仕同途者，罢其子弟；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又颁布了一份诏书：“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平定了李璮的叛乱后，忽必烈重用儒吏，兴利除害，深得民心。江北地区，家给人足，境内大治。
在忽必烈汗登上汗位之初，蒙古大将霸都鲁向忽必烈建议道：
“臣曾随父辈征战东方之地，观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为中原之要冲。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京不可。”
忽必烈闻之，颇为心动，询之于刘秉忠等人，刘秉忠奏道：
“漠南汉地已归我所有，中原、江南亦旦夕可下，故而定鼎、驻跸之所不应再在漠北。和林地广人稀，气候寒冷，交通多有不便，不宜对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陛下可参考唐朝的两都制和辽金的陪都制，以燕京为国都，以开平为陪都，亦无不可。”
忽必烈闻言大喜，下令成立提点宫城所。责成刘秉忠、谢仲温等负责新城址的选定，城池、宫阙的规划，包括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等；张柔、张弘略父子、段天佑、也黑迭儿等行工部事，领导宫城的修建工作；郭守敬负责新都的水利建设。
刘秉忠受命营建新都城的宫城。经过实地勘测，对大都进行了总体设计。他完全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定和《周易》中阴阳八卦的原则，将儒家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建造了这一座旷古绝今，美奂美轮的都城。大都严格辨方正位，依照《周礼•考工记》“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说法，大都城内东西南北各有九条大街，其中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胡同宽六步，又据《考工记》“左祖右社”的要求，将太庙建于齐化门内，社稷坛位于平则门内，一东一西，一左一右；朝廷及官署在南，市场则集中在积水潭北岸的日中坊，正是依照“面朝后市”、“日中而市”的记载而设计出来。
刘秉忠将北京城和皇宫规划设计为中轴布局，左右对称，体现了作为国都的惟我独尊、皇权至上和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皇权思想。整个大都的建筑布局都围绕皇宫这个中心展开，正中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线。沿丽正门、灵星门、崇天门、宫城的大明门、延春阁出厚载门；再往北穿越景山中峰，最后至于鼓楼、钟楼，体现了皇城中与正的尊贵位置。而整个都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气象万千、恢宏壮美的建筑格局，也正是由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
深研儒家学说的刘秉忠，在大都宫城的设计建筑，乃至三山五园等皇家园林的建设等，无不体现《易经》的阴阳八卦、天地相合思想。
据记载，元大都的城门宫殿，取意乾坤，《日下旧闻考》记载：“元建国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意也。建元曰至元，取至哉坤元之意也。殿曰大明、曰咸宁，门曰文明、曰健德、曰云从、曰顺承、曰厚载，皆取诸乾坤二卦之辞也。”
大都城南端的正门原来称为“丽正门”，合于“离”卦的卦辞“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之意。北面的东门称为安贞门，则合于“坤”卦的卦辞“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北面的西门称为健德门，取意于“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厚载门，则取意于“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东门称为“崇仁门”，正西门称为“和义门”，则是体现了“立天道曰阴曰阳，立地道曰柔曰刚，立仁道曰仁曰义”的说法，含有“东仁”、“西义”之意……。
忽必烈耳闻刘秉忠的介绍，眼见大都都城建筑宏伟，气势辉煌，又见大都营建，不日即可成功，大喜，厚赏众人，恨不得即刻迁都大都，坐镇天下，一统山河。
1271年，北京城建成，忽必烈率领蒙汉贵族，浩浩荡荡地从上都迁往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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